通过认真学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一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使命性的认识。“从严治党”，特别是治党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关系执政地位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客观地分析，我国历朝历代、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西亚北非的“茉莉花运动”引发政治战乱和政权更替，无不警示与执政者没有解决好的反腐败问题有关。“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这是历史铁律”。在新的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履职伊始，强力推行“八项规定”；党的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再次重申了我党面对执政“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新形势和任务，将以铁的纪律和制度关住权力，努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并明确了“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的认识；明确了必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治党建政目标；明确了“反腐倡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的关键节点；明确了制定实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的建设精神和方向。从近期反腐败斗争趋势看，强化了人民群众和制度落实的反腐败斗争的建设。

通过学习和反思，对新一届党中央政治局以“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的气魄，从顶层首次向世人明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败态度有些感知，认为这是真正把脉号准了反腐倡廉的根本性“病灶”。正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针对权力天然具有贪婪、侵蚀和腐败冲动时说，如果没有严格制约必然走向腐败，“（这是）永恒的经验，每一个当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他一直这样做，直到他碰到障碍为止”。这里说的“障碍”，就是制度。反腐败的核心和难点，就是管得住管不住权力！中外历史教训和经验反复证明，执政者能否真正管住权力，是关乎能否避免走向腐败亡国的关键。不论是封建主义国家执政者，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者，亦或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者，这条铁律的普遍真理都概莫能外适用。

一、忽视制度反腐败的历史教训

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权力具有的贪婪、侵蚀和腐败冲动性，就一直伴随着对执政者的执政考量。作为权力异化的腐败现象，将与阶级社会相伴始终，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反腐败斗争长期性所指。历史上的执政者，都把治腐作为肃吏和固权的关键，但都有个共同点是没有实行制度反腐的长期性作用，以“人治”代替“法治”。秦国的商鞅早就说过“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

从我国封建社会上看，重典治腐的典型要数明朝开国的“布衣皇帝”朱元璋。他采取极其严厉的酷刑方式，毫不留情地处死贪墨官吏。中央电视台曾播放过一部《洪武大案》电视剧，讲述朱元璋重典惩治贪官污吏的10大案，上至开国功臣、附马和皇亲国戚，下至各府县官吏。凡贪墨者都被他处以极刑，甚至象“空印案”和“郭桓案”个别贪腐大案连坐被杀七、八万人。史书把朱元璋列为暴君，因为他杀人如麻，其中就包括传说中的对贪官采取连坐杀尽及剥皮置于所任府衙警示继任的做法。如史书载，苏州知府蔡玄因贪贿80贯，处带镣留任，被称“带镣知府”。朱元璋崇拜重典治贪的极端方式，最终后代也没避免明朝走向贪腐亡国的结局。究其根源，还是没有解决制度反腐的问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对封建官吏制度的根本写照。“刑不上大夫”和单靠“人治”杀人，是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因为封建社会都把君王当作“天子”和“君权神授”，以“朕家天下”治国。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当资产阶级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后，资本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如英国的“羊吃人”现象和两次世界大战。正如马克思评价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时说的：“有50%的利润，资本就敢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导致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先有法国的“巴黎公社”，后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强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政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阶级斗争逼迫资产阶级执政者不得不寻求缓解阶级矛盾的新出路，修正和改善权力制约的“三权分离”政体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虽说这些国家暂时渡过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灭亡结果，但不可从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社会问题。根源就在于资产阶级仍然没有解决杰斐逊所说的为什么要建立政府的问题，就不可能从制度上消除腐败的土壤。

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看，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执政者后，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这个角色的转变考验着执政后的共产党。由于这些国家没能解决好角色转变问题，导致执政的共产党脱变成一个特权阶层。在“二战”后期的1945年，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连任选举败北，斯大林与丘吉尔有个著名对话，斯大林说：“你打了胜仗，结果你被罢免了，你看，谁敢罢免我？”丘吉尔回答说：“我打仗的目的是要保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利”。斯大林的一句“谁敢罢免我”，揭示了他的权力观众，也影响了苏共权力层。“权力腐败”思想和现象严重腐蚀着这个特权阶层，使苏共不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代表着庞大的官僚阶层利益，最终被人民唾弃，一夜之间丧失政权，相继垮台。究其根源就是没有处理好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制度问题。

从前段时期发生在西亚北非的“茉莉花运动”政治战乱看，曾作为代表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英雄们，在长期执政期间，至关重要地也是没有解决好制度反腐败问题，形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家族式政权架构，激化了部族间矛盾，最终引发政权更替的战乱。最典型的是利比亚卡扎菲家族，被披露出极端奢靡腐化现象，致使卡扎菲政权垮台，本人也不幸死于反对派乱刀之下的悲惨结局。

从我国腐败严峻形势分析,虽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特权赖以生存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但随着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权力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被不正常的放大，特权思想和现象有了死灰复燃的土壤。如企业上一个新项目，需经27个部门、50多个环节的行政审批。特权思想和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权力异化出的权力腐败现象，如“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特权表象，即有的官员凭借权力组建关系网；有的官员凭借权力敛聚浮财；有的官员凭借权力追逐奢靡腐化等。近年发生的腐败案件反映出的党政高官、权力窝案、巨额贪腐、前腐后继、长期潜伏、携款外逃等法外特权特点，无不与权力异化有着直接关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涉案金额达6000余万元，牵涉局级以上官员15人；又如原广东省茂名市副市长杨光亮案，据法院判决认定，在其职务不断升迁的17年期间，共受贿人民币1048.57万元、港币20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3364.75万元、欧元2.4万元；再如河南省交通厅连任四名厅长腐败落马案。据最高检院通报：自2008年至2012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追回赃款赃物计553亿元。另据中纪委通报：近30年共外逃官员达4000余人，外逃资金约500多亿元。分析究根，还是没有解决好权力制约的制度反腐问题。以往的做法有“牛栏关猫”之嫌，权力成为这些腐败官员的“下有对策”的护身符。

二、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笼子里

从上述历史教训分析，归结一点是相同的，即贪腐官吏都与权力有着直接的关联。正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一书所说：“权力天然具有贪婪、侵蚀和腐败冲动，如果没有严格制约必然走向腐败”。权力所具有的这个冲动属性，如不被强有力地受到制度约束，冲动就会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亡党亡国，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铁律。有个全球知名反腐败机构叫《透明国际组织》，它发表过2010年全球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其中北欧五国作为最清廉国家榜上有名，是以严格执行“制度反腐败”的典型。据说美国也是一个执行制度比较死板的国家，很少批露出主要官员因受贿被拉下马案例。这不是说这些国家作得很好，而是说明对权力的制度制约使然。正如邓小平说过的“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还是制度靠得住。客观的说，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形势不容乐观，腐败态势呈高发状态，究其根源是制度反腐败建设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很多制度在“官本位”的阻碍下形同摆设。如河南省交通厅连任四任厅长因腐败问题被查处，江西省三年时间共处理22名县委书记、县长，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没有解决好制度反腐的问题；这也是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再次重申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郑重警示。总结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也要解决好“人治”观念转变为“法治”观念的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必须基于有明确地解决好制度问题为前提，思想问题才会有实质的效果。这就象商秧徒木变法一样，才能有效推动秦国的法制。现中央提出高层转变作风的“八项规定”，就有地方官员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应现象，这说明“八项规定”还过于原则。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将制定实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希望这个规划能够立杆见影，不要几年后又出个什么新规划，确实让公仆们养成以制度规范行为的理念。

三、要有效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反腐败机制建设

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对权力的监督不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还没有一个政权能避免人亡政息的。我们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解决好人民是主人地位问题，是立国的根本。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没解决好“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解决前夕，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话”中也指明：“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分析原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苏共当权者与人民群众的公仆和主人的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拥护。而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因经济问题，曾出现“两个首府”，一个在白宫，一个在华尔街，最终导致“扒粪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促使美国政府出台了许多干预经济措施，结束了金融寡头操控国家机器的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矛盾。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共中央集体学习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专题后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结合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中的反腐败实际，对中外历史上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优秀廉政文化，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地就是建立健全“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专门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反腐败惩治和预防体系问题。

四、制度必须具有切实可操作性

我们常标榜是个尚礼的民族，这与西方现行礼节仅限热情相比，有点庸俗化了。官场“讲排场”、“要面子”成为礼尚往来不成文的风气。“接待出生产力”、“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成为官场公款消费的“理论依据”，这导致曾经出现的地方各级政府热衷在北京设立高规格的“办事处”，公款消费达数千亿元的“地方官攀京官”的特殊现象。美国1870年通过了一个《反预算过渡法》，明确规定政府应如何获得和使用预算，禁止超预算花钱；任何联邦公务员违反将被处以最高两年的监禁刑和罚款五千美元。据报道，该法的执行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因超预算未获国会批准而“关门”17次。相比之下，我国经人代会批准的预算，常因“政绩工程”等随意被变动。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那按“最高指示”办事的年代，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拿出宪法都不管用。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首位“内部”明确“还是制度更靠得住些”的领导人，这与他本人的深刻经历是分不开的。2013年初以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效果非常明显，这与首次向世人公开承诺“整风”和“网络反腐”介入有很大关联，单靠“钦差式”反腐败不可能达成如此迅猛效果。

客观的分析，原苏共垮台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为什么执政党会演变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从制度层面讲，最根本的就是没有真正解决好制度反腐败的问题。据中纪委近年的通报，每年受党政纪和司法处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约数万人；虽然从干部人数比例看是小数字，但反映出的权力腐败问题则是大事，是考验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性大事。如果说西方各国反腐败值得我们有什么借鉴的优秀文化，就是他们近乎“死板”的制度反腐败。比如北欧国家就明文规定，公务活动中喝一杯红酒就涉嫌腐败；而我们的制度过于“多释法而任私议”，留给腐败者下有对策的空间。如公车配备标准早有明文规定，却被特权作风冲得肢离破碎。在建立健全惩治与预防腐败体制机制上找到新路，应强化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完善人民监督政府机制；二是完善“零容易”和“终身禁入”的反腐败制度；三是完善用人失察的问责制度。非此魄力，不足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五、树立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执政理念

人类社会走到现在，可以说自封建社会后，人民这个概念就一直成为执政者经常提到的执政理念；但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执政者都秉承这样一个治国意识，即“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道德经》）。愚民之策，常为执政者维护，总扮演高人一等的主人。我国有个保留戏剧，叫《七品芝麻官》。戏中主角县太爷有句名言，叫“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历代执政者一直未能摆正公仆的位置，直到历史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问题。

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为执政理念，其实很早就被提出来了。我国春秋时的荀子曾说过：“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唐朝时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曾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民本思想。美国的开国领袖们也把在人类中间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的不可割让的自然权力，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这些权力，这个政府就应该为人民所推翻（杰斐逊）作为《独立宣言》的大前提；在经历80多年后，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林肯在“民有、民治、民享”思想下，签发了《解放黑奴宣言》。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再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指出：执政者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解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的历史“周期率”疑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无政息”分析这条不同时期的民本理念，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真正解决了人民当家作主人这个执政理念，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政体。前段时期以来，我们开展新一轮的“四群”教育活动，就是再次强调要根本解决好主人与公仆关系的执政问题，这也是苏共垮台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启示。

客观分析，原苏联、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相继人亡政息，最根本的就是执政党演变成一个特权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特权利益，背离了人民利益，最终导致被人民推翻。随着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成为危害执政党的主要问题，我们每年都有数万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被处理，这不能不警醒执政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出现的“网络反腐”，使我国反腐败走向“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良好态势，有类似美国的“扒粪运动”。客观看待，“网络反腐”使我们找到了反腐败的新路，成效非常明显，走出了单纯“内部”反腐败的弊端，创新了反腐败“内、外部”相结合的体制机制。最近常听到官员们议论，都怕被媒体和网络暴光，都不敢戴名表、赴盛宴、乘豪车、居豪宅等。这说明人民群众介入反腐败具有性积极意义，是最有效地落实和执行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的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

始终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机关成为社会主人，完善和改进人人负责的全社会反腐败体制机制，是共产党执政避免亡党亡国“周期率”的新路。